罗培新在《法学》2016年第12期撰文指出，社会信用立法游走于公私两域，具有相当高的技术难度，必须在立法法确立的权限范围内审慎进行。社会信用可以被界定为信用主体履行法定或者约定义务的客观状态，而对该状态的主观评价，则由运用信用信息的主体自行做出。社会信用立法切忌建成公民道德档案，道德要素在进入信用立法的视野之前，必须满足“以德入法”的路径。

立法者在体认个人信息自决权的基础上，还须认识到公共信用信息与市场信用信息在权属、归集与查询、救济、法律责任等方面均旨趣各异。除了诉诸合同法、侵权法等救济之外，为避免公权侵害私益，社会信用立法应当要求行政机关按照合理行政原则，确定与本部门行政管理事项相关联的信用信息范围，作为开展分类管理的依据，并向社会公布，以增强可预期性。在实施联动奖惩时，务须避免衍化成对信息主体的二次处罚。